Kong Sŏnok, "In the Rain." -- 공선옥 「빗속에서」 (2007)

雨中

[韩]孔善玉

2007年韩国李箱文学奖优秀奖作品

我刚从医院里出来，手机响了。最近没人给我打电话，我早把我还有手机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它一响，瞬间吓了我一跳。是孩子的学校打来的。大概是妻子没接家里的座机。妻子什么电话都不接。妻子也有手机吗，还是没有……

“您孩子失踪了。有两天了。这回他们在村子里偷走一辆摩托车，仨人一下子全没影儿了。幸好摩托车的车主说，先等孩子们回来再说，所以没报警。不然这完全就是盗窃罪啊，盗窃。”

孩子放完暑假返校还没几天。也就刚一个星期。和孩子惹下的事相比，班主任的声音沉着冷静。班主任的沉着是不是反映出学校对孩子已经破罐子破摔了？有可能。光上个学期孩子就闯了四次祸。但即便如此，这也太沉得住气了吧。怎么说也是自己学校的学生啊……想到最后，我体内突然有什么东西蠕动了一下。这东西起初突然出现在肚脐眼附近。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。似乎来自我内脏十万八千里的深处，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，但又好像只是突然从肚脐眼附近冒出来的而已。我不想把它命名为哭泣。因为它的感觉并不具体，有点抽象。但我也不想叫它悲凉。这么一来，连它仅有的那点具体感也转瞬即逝了。这东西既不是哭泣，也不是悲凉，而是一团毛糙。是一片空虚。是一阵激灵。不对，这东西是个从全然陌生的异乡闯进来的外来者。外来者侵占了我的体内。外来者将慢慢地，然后飞快地，把我的体内彻底摧毁。我却将只能束手旁观我体内那一阵没来由的灰土飞扬。灰尘的旋风。旋风慢慢地涌到了我心口以上。接着它开始搅得我嗓子眼发疼。班主任当然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翻搅着我的体内，照旧用他那显然是故意放低的声音，以及一种阴冷的语调，问我，

“没回家吧？”

“咳咳，对，没回来。”

被灰尘的旋风搅过的嗓子眼里干得发疼。

“我们学校这边也会打听一下，不过就算回来了也麻烦。校长这次气得不轻，再说就这样放任下去，恐怕还会影响到别的孩子……”

“明白了。我这就去一趟学校。谢谢您。另外，真是抱歉！”

幸好咳嗽止住了，话也比我想象得更顺当地说出来了。

这种没来由地冲上我嗓子眼的陌生的异物感，肯定是在头疼开始以后出现的症状。都说身体若有病，精神也会消沉，那我这会不会是忧郁症呢。妻子会不会也有这病呢。

孩子整日沉浸在电子游戏里。把虚幻的东西信以为真。学也不上，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光打游戏。我把孩子送到那种专门招收所谓不适应症儿童进行教育的学校，然后就把他忘了。不，是想把他忘了。学校在乡下。电脑和手机都被禁止。学校旁边有块农田，听说学校在那儿通过务农来教育他们。我权且把希望都寄托在那块恐怕半亩都不到的农田上了。没别的办法。

学校偶尔也召开家长会。开家长会主要是因为有孩子在宿舍闹事，或是打群架，或是顶撞老师，或是损坏学校公物，或是违禁抽烟喝酒，或是和女生交往过密，或是去学校旁边的村里闯祸，或是自残，或是不分对象的过激言行等等，总之种类不少。最后一次家长会是临放暑假开的，那就是一个多月以前了。班主任说孩子当着他的面抽烟。他跟孩子说抽烟对身体有害，所以最好不要抽，孩子却回他“关你屁事”。班主任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一个巴掌就上了孩子的脸。孩子软软地倒下去了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后脑勺嗡的一声，出现了最初的头疼症状。我估计这症状是一时的，也没当回事，等一肚子火平息下来，和班主任一起到学校门口的饭馆喝了点酒，也算是向他赔个不是。酒劲未消，我没法马上动身，就在宿舍里失神地望着孩子肿得通红的脸，黎明时分才回城。孩子脸肿得通红，却一边磨牙一边睡得安稳。磨牙的习惯随了他妈。我看得很新鲜。我们夫妻因为有了孩子而幸福的时光，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妻子在怀孕六个月左右的时候，蹒跚着去市场，非要扯块做尿布用的布料回来，剪成长短合适的一段段。星期六晚上妻子和我为了防止布脱线，给尿布纤上边。我问妻子直接买一次性尿布来用不行吗，妻子很坚决地说，这样既省钱，又能减少环境污染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妻子又善良，又会过日子。

在还未破晓的国道边上，我停了三次车。因为涌上我嗓子眼的那种陌生的感觉。我起初以为那是哭泣。

我把孩子送到那所学校的时候，心想那该是最后一个地方了，那里自然环境好，孩子在那里呆一呆，尖刻的心也会像泥土一样变柔软吧。外界将那所学校称作问题少年矫正学校，但结果那里也并没能帮孩子矫正掉问题。如今从这座寄托着最后一线希望的学校里出来，孩子还能去哪儿呢。这世上一个十六岁孩子能去的地方并不多。家，学校，这之间还有什么地方呢。漫画馆，网吧，游戏机房，台球厅，长途车站，公园……那些在深夜的街头游荡的孩子中，也许就有我的那一个。

医生显然查不出我头疼的原因。医生所说的什么神经性头疼，其实就和说搞不清楚没什么区别。不过我还是按照医生的处方，去药店买了止痛药。我没理睬药剂师每天三次、每次饭后两片的嘱咐，当场就把四片阿司匹林空腹吞了下去。虽说头疼还是像被戳过的蜂窝，但在把药片吞进喉咙的瞬间，我却感到一种快感般的感觉飞速地在我胃里掠过。我不禁轻轻打了个噤。

最近一个月，头疼在睡觉时也伴随着我。自打头疼开始，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，所以，我睡眠不足也有一个月了。就是在这一个月里，妻子也丝毫不理会我的头疼，继续跟我过不去。我没劲去对付妻子的阵发性歇斯底里。也不值得去对付。

妻子没有乳房。五年以前妻子切掉了一边的乳房，三年以前另一边的也手术切除了。癌细胞没有转移到别处就已经是万幸。回想起来，在妻子还没病的时候，在她还有着那样美丽的乳房时，我好像也幸福过。也许我对妻子乳房的喜爱，真的是那时我们夫妇间的幸福一种。现在妻子没有了乳房，我此前对妻子乳房的喜爱则成为给妻子带来无边痛楚的缘由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当初我真是碰都不该碰她的乳房。看着没有乳房的妻子痛苦的样子，我真恨不得自个儿去砸自己的脚。妻子像审犯人一样逼问我。

“你以前喜欢我的乳房，对吧？”

我以前喜欢妻子的乳房吗？如今我已经记不得以前我最喜欢妻子身上的哪个部位了。

“你明明喜欢过！”

妻子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。

“嗯，是喜欢过。”

“那，我现在没有乳房了，你怎么办，你想怎么办！”

“没有就没有……”

“少哄我。女人身上你不是最喜欢乳房吗。不是吗？”

我是这样的吗？我记得我以前只是喜欢作为女人的妻子，妻子的身体和妻子的灵魂，总之只是喜欢妻子这个女人。不过，也许我只是希望自己这样记忆而已。每次妻子像审犯人一样逼问我的时候，我除了强忍着一肚子火以外，别无他法。咱们别吵了之类的话也很久没说了。妻子歇斯底里的方式会随着我反应的不同而变化。我干脆就没反应了。过一阵子妻子就会大哭，大哭过后就会睡着。

妻子快出院的时候，医生曾直截了当地说过。

“许多切除了乳房的患者，都会出现抑郁症等后遗症。为了稳定患者病情，家属必须多加体贴。”

体贴。但是很快我就发现“体贴”想着容易做着难，是一种高难度的生活习惯。就说一起吃饭吧，平时我吃饭就快，总是先吃完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要走三十多里路。天刚亮就吃饭出发，却总是踩着上课铃声到学校。我因此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。要不就是因为生在饭少嘴多的家庭里。也可能两者兼有吧。

我和平时一样，把还没吃完一半的妻子晾在饭桌上，朝沙发去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随手按着遥控器换频道。虽然我感觉到这中间妻子一边自己吃着饭，一边在默默地看着我，但我并不想去弄清其中的含义。我额角感觉着妻子的目光，紧盯着电视看。电视里正在播新闻，说有一群狸猫大半夜的扎堆儿在城市居民区里乱窜，把食品垃圾袋扒得乱七八糟。去年夏天，父亲曾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，说山上下来一群野猪，把玉米地全踩烂了。年迈的父亲说那些踩坏玉米地的野猪们“真不是东西”。他还咬牙切齿地说要把那些狗东西连窝儿“收拾掉”，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。母亲好像也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着什么。虽然听不太清，但母亲也跟父亲一样愤慨。总而言之，父亲的电话其实是因为老人们受到野猪的袭击，自己又年迈无助，只能向儿子告发那些狗东西的所作所为。不过那些狗东西还是留下了足够老人们拿出去卖的玉米，这么看来它们也不算太不是东西。老人们整个夏天都在国道路边支着棚子卖玉米，连梅雨季节也没歇。老人们在卖玉米的事，我还是接到哥哥的电话才知道的。哥哥的声音里充满了忿忿不平。也难怪。哥哥不久以前遭遇了一件荒唐事，他停放在胡同里的车因为一场原因不明的纵火，全给烧了。也就是说，哥哥成了一次随机性的无动机犯罪的无辜受害者。哥哥以前在老家租种葡萄地。后来在韩国和智利间自由贸易协定要签没签的时候，哥哥认定种葡萄没前途了，便放下农活，开始做生意。他在离老家不远的小城市里用一辆卡车做起了蔬果零售。所谓的蔬果零售，无非就是随便找个合适的路口，停下车卖东西。眼下哥哥的生计变得渺茫，便来问我“不知道是谁造成的无缘无故的损失”应该向哪儿投诉。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，说出台了针对这种人的救济制度还是中心什么的，却一时想不起来。

“哥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”

“喂，你这个上过大学的臭小子都不知道，那还有谁知道，嗯？”

“对不起，哥，我打听一下给你电话。”

“得了吧你。你呀，就算自己的处境再不济，爸妈现在在国道边冒着大雨卖苞米棒子，这事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我当然吃了一惊。这两位老人家可都是一辈子只知种地，不知生意为何物的人。

“你哪儿能知道啊。光顾着伺候自家人，哪儿会替父母兄弟操这份闲心。挂了，小子。”

哥哥粗鲁地挂了电话。就是那个从前不用我想着就会季季往我们家快递水果的哥哥。我们家因为有哥哥给寄，过日子没买过一次水果。那样的哥哥却那样挂掉了电话，我想，与其说他是在冲我生气，不如说是在对这个世界泄愤。后来的事情果然印证了我的想法。

哥哥最终打听到了一个叫做“国民申诉处理委员会”的政府机关，做了投诉。国民申诉处理委员会回答说，在电话里难以给予解答，我们先把投诉受理下来。但是事情就此杳无音讯，哥哥觉得自己没有勇气直接去问，所以先喝了盅酒，然后再次给申诉委打电话。接电话的女职员和第一次打电话时一样，先确认了哥哥的身份。接着又说投诉已经受理，迟早会联系他的。哥哥就问这迟早是个什么时候。女工作人员叫他等着。哥哥说知道了，然后把电话挂了。挂掉电话以后，哥哥怎么想都咽不下这口气，就又拨通了申诉委的电话。大概是因为他正在酒劲上。哥哥绝对不是会毫无理由地找碴或施暴的人。

“是我，我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。某某日报，还有某某日报，都太差劲了。他们从来不在报纸上登我们这种老百姓的委屈。小姐，我真是窝心得很，才给报社打了电话。可是没一个记者来过问。”

女工作人员挂断了电话，哥哥就再打。

哥哥似乎一时忘掉自己是在给国民申诉处理委员会打电话。哥哥也许只是在信口乱说，用他的方式来发泄一下心中的委屈。

“为什么挂我电话，为什么？再这样我就一把火把某某日报给烧了。这种不听我们老百姓心事的报纸，我非一把火把它烧了不可……”

女工作人员当然大吃一惊。为防不测，她立刻报了警。

有一天，一个警察来找哥哥。那天哥哥从后门逃走了，直到今天还在逃。

妻子吃完饭了。我赶紧关上电视，把饭菜收拾好放到冰箱里，然后洗碗。我问妻子是要喝茶还是要吃水果，这问题每天饭后都得重复一遍。其实我挺怕坐在妻子面前的。常常面对面喝茶喝得好好的，顺着妻子的嗓子眼流下去的茶水突然会划出一条有些异常的曲线，妻子随即开始毫不客气地冲我嚷嚷。我很快离开饭桌，开始收拾那没什么好收拾的冰箱。脑子里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挥不去的心事，就是琢磨着如今干点什么来钱。

“现在你连饭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吃了吧？”

“我不是跟你一起吃饭了吗。”

这突然涌上来的是窝火吗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鼻尖又在发酸。是因为妻子的话太无理取闹了吗。所以那个东西，我体内的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个外来者，才勾起了我一阵悲凉吗。每当妻子的歇斯底里开始发作的时候，我都得费老大劲不让妻子察觉到我的头痛。最麻烦的还是那个随时都会顺着我的嗓子眼爬上来的家伙，我不能让她察觉到它的真面目。我咽了一口口水。

“你说实话，现在觉也不愿意和我一起睡了吧？”

“我没有，是你不愿意的。”

“挺会找借口啊，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哄？”

妻子从新婚时起就不太喜欢和我盖一床被子睡觉。她说好歹睡觉想睡得自在点。我也觉得，妻子磨牙，我打呼噜，分开睡正好互不妨碍。如今却又拿这事说事，看来妻子也没觉得分开睡真那么好吧。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和妻子在一个房间盖一床被子睡觉呢。那可不能打呼噜了。也不对，是不是该比平时打得还响呢。是不是这样妻子才不会再拿睡觉说事了呢。该打呼噜，还是不该打呼噜，该找工作，还是去做生意，孩子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去哪儿了呢，老人们今年还摆不摆玉米摊了，哥哥真的是通缉犯吗，我的头疼又是不是抑郁症呢，妻子……冰箱草草收完了事。

>> Download full story here <<